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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为赴港IPO招聘高校应届生批量毁约背后:“用工”难道是新时代奴隶契约吗?

“现在大环境不好，能找到份正经工作不容易。”

这句话不知道从哪年开始提的，但很明确的是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劳务环境越来越恶劣，半点刹不住车。

这是个经典的经济学问题，当企业普遍选择裁员、降工资来降本增效，市场会迅速进入通缩，产品更易陷入滞销状态，公司经营情况更加恶劣——这在体感上的确是个悖论，因为大家很难直观感受到：员工对企业来说只需考虑用工成本，可他们的社会生态位却是终端消费者。

今年夏天，一家名为“星宇股份”的常州公司，首次自食恶果。

简单来说，星宇公司在今年赴港IPO的窗口期，为了招股说明书上那更为亮眼的一项“高层次员工占比”数据，坑蒙拐骗了一批涉世未深的应届毕业生，入职即以“产线实习”的名义打螺丝，等过了IPO关键节点就将其技术性辞退。对于效益至上的公司来说，这样的人力操作堪称完美，人力总监应该等着升职加薪呢。

可谁曾想，这批学生虽然没有工作经验，但直接用上了中西混合的维权手段：一方面舆论造势，获取社会层面的关注和支持；另一方面投诉至港交所和欧盟合作伙伴，举报信直接写给甲方爸爸：你看你的乙方就是这么做事的！

当然，舆论兴起，各方官媒齐刷刷地下场评论。但当地人社局的权限最多到：调查通报、责令整改、就业帮扶，这熟悉的三板斧其实对企业来说，说是挠痒痒都是重了。

此次事件的决胜点还是在于奔驰等欧盟企业对举报信的回复（港交所的处理结果并未公示，但网传已得到了上市科的邮件回复）。

一句西方车企的“收到举报，已登记备案”就让他们道歉了，并给出了迄今为止在中国诚意最高的补偿。

截至目前，此次事件的长尾效应仍在持续，但背后失衡的劳动结构问题却被“劳动者如何正确维权”的欢笑轻松遮掩了过去。

现在的大环境究竟是个什么模样？为什么“西药”比“中药”管用得很？

如果你观察过西方社会，会发现“就业率”是一切政治选举、政策推行的起点，它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运行的底层逻辑。虽然这个数据并不会保障每个年轻人都有一份工作，但是只要你找到了一份工作，那基本不会有受不平等待遇的担心。

而目前我们的就业市场，G端为了经济增长、招商引资、产业扶持的指标，对符合政策倾向的企业主体几乎是完全讨好的姿态：纯鼓励，不设限，只求结果，不究来处。

企业端呢，为了让自己的产品更有竞争力，压利润、缩成本，劳工权利是什么？花钱的玩意儿那就请滚一边去，你不干总有人干的。

用工市场的不对等关系已经堪比奴隶社会，孩子们寒窗苦读十几年最后连个“长工”都没资格当。

其实，早在一百年前，美国的自由主义市场早就上演过这一幕。1917年的《反间谍法》与1918年的《煽动叛乱法》直指工会维权事件，重拳出击下劳工权益降至最低：你们工资低是因为还不够努力，你们工作时间长是因为你们产能低，你们不努力有的是人努力，年轻人不努力谁来带领大美利坚崛起？

而对资本家们完全是另一副嘴脸：银行借贷门槛拉到极低，只要谁想当老板，踏进银行大门就能拿到贷款，抵押杠杆轻松撬动10倍资金。

可是东西生产出来了，谁来消费呢？工人们连人权都没有，根本没有时间和能力消费，贫富差距极速扩大，但一轮轮的工业产品成为存货闲置、牛奶倒进大海，经济危机最终从美国席卷全球。

最后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？

加关税是第一反应，逻辑很简单：限制外国货物的进口，东西进不来不就只能买本国的滞销货吗？

可是，通缩反而加剧了。1930年斯姆特‑霍利关税法（Smoot-Hawley Tariff Act）颁布后，各国反制让美国的贸易顺差彻底顺不下去了。

最后救市的还是罗斯福新政，大基建以工代赈解决了饭碗问题，而《国家工业复兴法》《全国劳动关系法》《公平劳动标准法》才彻底拦住资本家们的无情剥削，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制度的推广和保障才彻底解决了劳工危机。后续还有各项税收政策，强硬限制贫富差距的扩大。

本质上，经济游戏是一场人类生存的资源获取和分配。各项制度的设立与变革都是为了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，正确引导这场游戏走在解决大多数人生存的大道上——这才是真正的稳定“上岸”，得先有制度兜底，才能有群体上岸的可能。

“大环境不好”不该成为社会公认的托辞，更不该是“考公热”和“裁员潮”的归因。社会环境本来也是人构建的，经济周期论不过是因为人类一次又一次的重蹈覆辙。

我们已经走到了大国发展前列，接下来的路，该由追随走向引领了；而我们的人民，也该去想象并创造一种更为进步的生活。

END